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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文獻老南村

來源:邵陽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撰稿:歐陽恩濤時間:2018-03-25點擊:

  被梁啟超先生尊稱為“湘學復興之導師”的鄧顯鶴是湖南新化人,世人皆稱他為湘皋先生,他的家在新化縣曹家鎮梓木沖。戊戌狗年春節,我走進了“南村草堂”這棟普通而破舊的民居。站在村頭放眼北望,黛色山巒由近及遠,村子便成了一塊群山環繞的凹地,村前還有一片不小的池塘。按古人的眼光,應該是有絕佳的風水了。
  山水佳處,必出圣人。公元1778年,湘皋先生就出生在這里,南村草堂,廬墓猶存,但早已是房倒屋塌,生長湘皋先生的木屋,已滿是一人多高的蒿草。唯一能見昔時之盛的,是村前那口清澈的雙眼水井、不遠處拴馬的石欄桿和在院門的一個角落里,掛著的那一雙芒鞋,在風中微微搖動,而我的思緒便也飄蕩開來……
  鄧顯鶴定是穿著芒鞋走過他的求學和科考之路的。鄧顯鶴家境貧寒,但自幼聰穎,八歲能詩。清同治《新化縣志》稱其“幼即為塾師詫異,有‘鄧豎子非常兒’之語。”乾隆六十年(1795),時年十八歲的鄧顯鶴,以縣試第一應督學試,補縣學弟子員,次年補稟膳生員。我們可以想像,鄧顯鶴作為一介寒儒絕不會如富家子弟騎著馬兒,身后跟著書僮去趕考,而只會是穿著一雙芒鞋,滿載家人的希望,沿著家門口那條青石板路,走出家園參加科考,以期實現他經國濟民的志向。然而鄧顯鶴自清嘉慶九年(1804)中鄉舉后,就屢試不第,仕途之路對于他而言,越走越窄了。因而,他在困境中慨然感嘆“壯歲那無經世志,衰年空有濟時心”后,因目睹到“洞庭以南,服嶺以北,屈原、賈誼傷心之地也,歷代通人志士相望,而文字湮郁不宣”的現狀,他作出了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抉擇,立下了“期以一寸心,遍餉百世士”的宏愿,即淡于仕途,專注學術,奮志搜訪湘學散佚文獻,纂輯刊刻,借以補《四庫》之遺,匡正史之謬,讓湖湘先賢前輩的文采得以彰顯,讓他們的事跡和精神得以流傳于后世。
  在南村草堂的屋前屋后,有兩座小小的石山,留下了鄧顯鶴拓摹的名家手跡“棲真” “桂堂” “招隱”三塊石刻。閱讀這六個字,我依稀讀懂了鄧顯鶴的心靈軌跡,也理解到了鄧顯鶴抱著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的信念,從而走出了一條求學、科考、不得志而渴望走向林泉的發奮著書之路。
 
  站在 “南村草堂”面前,似覺鄧顯鶴穿著芒鞋,挺立在中國文化的山巒上,如一座豐碑永遠詮釋著湘學的光芒!是的,竹杖芒鞋輕勝馬,誰怕?一蓑煙雨任平生。立下宏愿的鄧顯鶴,也定是柱著竹杖、穿著芒鞋行走在湖湘大地的山水之間,一步一步地去踐行他心中的理想和丈量湘學的厚度和高度。
  作為一代文獻學家,湘皋先生“一以纂著為事,系楚南文獻者三十年”。其目的就是“期以一寸心,遍餉百世士”。以搜錄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,一意表彰先賢,著述等身,洋洋大觀,鄧顯鶴是以殉道者的精神,來致力于孜孜以求的事業。鄧顯鶴為什么會立此壯志?曾國藩在《鄧湘皋先生墓表》中說他“以為洞庭以南,服嶺以北,旁薄清絕,屈原、賈誼傷心之地也。通人志士,仍世相望,而文字放佚,湮郁不宣。”他認為,湖湘這塊土地,孕育過像屈原、賈誼這樣一大批文學巨匠,以及在屈、賈影響下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,他們留給了后人許多寶貴的精神遺產。然而由于經歷的時代久遠,其間又常常戰亂頻仍,許多文獻要么流失散佚,要么殘缺不全。尤其是明清以來,“湖南當鼎代之際,其毅然冒白刃蹈溝壑者不可勝指。迨殊世久遠,尺牘寸簡,多隨水火劫奪以佚,若滅若沒,委同草芥。”大量優秀著作的埋沒,不僅是先哲們的哀痛,對湖湘文化的積累來說,也是一種巨大的損失。
  為了讓先賢前輩們的著作重見天日,讓他們的精神在湖湘大地上流傳,鄧顯鶴立下宏愿,窮其一生,走遍湖湘山山水水,奮志搜訪湖哲散佚文獻。他遍訪資、沅沿岸郡縣名流,歷時20余年搜集纂輯《資江耆舊集》64卷,后又完成《沅湘耆舊集》200卷及《續集》100卷,卷軼浩繁,內容廣博,“東起漓沅,西接黔中,北匯于江,巨制零章,甄采略盡”,輯著中既有朝閣名流、林泉隱逸之作,亦有民謠農諺之章,內容之豐富,收錄之繁多,實為湖湘歷朝詩作之大觀,楚中文獻之巨著。湖湘先賢巨制微著,皆在其中,他自以為“蓋湖南文藝略在是矣”。對于所錄入詩人,他都附以詩人小傳,論人論事,盡可能詳細,志在以詩存人,亦以人存詩,借以補《四庫》之遺,匡正史之謬,讓先賢前輩的文采得以彰顯,讓他們的事跡得以流傳,方才不違他“期以一寸心,遍餉百世士”的初衷。他堅持搜遺輯舊,發揚幽光,一意表彰先賢,提攜后進。后人稱贊其貢獻說他“搜討楚故,網羅軼帳。津津纂著不自休,其當然稱楚南文獻之老,宜哉!”
  為了全面保存地方文獻史料,恢復歷史的真實,確保先賢著作不致湮滅,鄧顯鶴在搜集材料時往往不遺余力,不僅求助于世家大戶,還認為“下至荒山古寺,委巷農家,村學傳鈔,老僧粘壁,亦有名章,可資采錄。”他不畏艱難,跋山涉水,非親至其地而不休。同時,在整理、編輯過程中,他始終抱著一種嚴肅認真、取舍得當的原則。他認為在文獻編選過程中有五患:“一曰濫收,二曰掛漏,三曰去取失當,四曰評騭不允,五曰草率將事。”如果編選時犯此五種錯誤,那就難以“信今而傳后”。他不辭勞苦,不畏艱辛,勤勤懇懇,兢兢業業,終生堅持搜遺輯舊,使許多孤本、殘稿得以保存,使許多名不見經傳者的著作得以流傳,使許多湮滅的史料和歷史人物得以重見天日,不僅為湖湘文化,也為湖湘歷史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,作出了巨大貢獻,如出于對王夫之經世致用思想的推崇,在道光二十二年(1842),他首次大規模編輯刊刻了王夫之的遺著《船山遺書》180卷,廣泛推廣其學術思想。自此,湮沒于世百余年的王夫之著作始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出現于世人面前。此后,船山之學空前繁榮,并成為近代湘學勃興的關鍵所在,成為繼宋代理學之后湘學發展的又一高潮。
 
  湘皋先生的墓地,就在草堂前方的鄧氏祖山里。湖湘文化史上的一代巨匠,就像一位普通不過的鄉間老者,靜靜地躺在這里。撥開高及墓碑的蒿草:“敕授修職郎顯祖考南村府君之墓”依稀可辨。立于新化南村墓園邊的這塊珍貴墓表,以湘皋先生事跡、曾國藩文章、左宗棠書法而成為湖南文化史上又一塊珍貴的“三絕碑”。
  咸豐二年閏八月二十五日(1851年11月19日),湘皋先生病逝于濂溪書院講室,終年七十四歲。1864年春,時任兩江總督,已為國家棟梁的曾國藩在戎馬之余,飽含深情,為湘皋先生撰寫《墓表》,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書寫并篆額。曾國藩在《墓表》中極力稱贊他“闡揚先進,獎寵后進。知之惟恐不盡,傳播之惟恐不博旦久。用是門庭日廣,而纂述亦獨多。詩歌所不能表者,益為古文辭以彰之。……內行完粹,教澤在人”。從鄧顯鶴開始,星星散落于歷史長河中的湖南文化遺產,有了一個集大成的系統文庫,涓涓細流匯成大湖,新化南村厥功至偉。
  湘皋先生集湖湘文獻之大成,是前無古人的文化盛事,更開啟了近代以來湖南人文鼎盛的先河,為近代湖南人才的成長提供了深厚而肥沃的文化土壤;同時,湘皋先生三十年皓首窮經,讓湖南士子看到了家鄉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家底,增添了無比的文化自信。“著作甚勤,四海聲名今北斗;風流頓盡,百年文獻老南村。” 我想,左文襄公的這幅挽聯幾可作為湘皋先生的蓋棺論定。

(作者歐陽恩濤 湖南省隆回縣人,研究生學歷、法學碩士、助理研究員,系中國法學會會員、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文藝家評論家協會會員、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、邵陽市政協文史研究員,現已出版專著《文化活化石--邵陽非物質文化遺產拾萃》《梅山民俗概論》《魏源法學思想研究》《歐陽予倩戲劇理論研究》等多部作品。)
(編輯曾振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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